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各合同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文化用品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还款付息，已构成违约。洲亿公司有权受让商业银行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并依法取得涉案债权和相应的担保权利，其依约有权宣布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要求文化用品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关于洲亿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逾期利息及复利问题。温州中院认为，复利计算规定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该规定适用对象应仅限于金融机构，根据合同法八十一条规定，洲亿公司无权向债权人计收复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纪要》关于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可以看出受让人不得主张受让后债权利息仅限于国有企业作为债务人的情形。目前，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事实上保护债权人收取利息、逾期利息的权利，如果不允许计收转让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必将出现债务人通过债权转让来减免违约责任这一违背合同公平原则的悖论，也不符合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故应对洲亿公司主张受让日后以转让标的债权本金为基数，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息标准计算逾期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温州中院判决文化用品公司偿还洲亿公司贷款本金74977260元及期内利息、逾期利息(以各笔到期借款本金为基数，分别自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逾期罚息均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计付；洲亿公司享有相应的担保权利；驳回原告洲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文化用品公司、陈金强提起上诉，但均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有权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纪要》第9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出让人在向受让人返还受让款本金的同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0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以下简称《答复》)明确：根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另外，虽然《纪要》对其适用的不良债权转让主体和转让时间均有所限定，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仍扩大化适用《纪要》规定，即在所有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中，债权受让人均无权主张自债权受让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但实际上，《纪要》的适用背景、市场和司法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综合考虑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该问题的处理规则，以及债务人和受让人的利益平衡，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适当突破上述规定，支持非金融机构受让人向非国有企业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产生的借款利息。

一、根据《纪要》的出台背景与规制对象，应当对《纪要》第9条规定作限制性解释

在银行呆账贷款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为配合国有银行改制上市，199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后为了快速处置不良贷款，民间资本准入参与资产处置，即非金融机构普通社会投资者亦可受让商业银行金融不良资产。但当时的金融不良资产机构以国有企业债务为主，其中大部分不良资产并非真正不良，存在大量优质物权担保，而资产转让过程中又存在定价评估机制不健全、转让折扣低等弊端，社会投资者极易以低价收购资产包却获得高额回报，国有资产在此过程中大量流失，国家和社会利益严重受损。此时已不能单纯依靠合同法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问题进行规制，于是《纪要》在2009年出台，其宗旨即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纪要》带有强烈的政策性，在出台后的数年时间里确实治理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乱象，保护了国家利益。由于当时的不良债务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而现在随着金融行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独资转变成多方合资，原先的政策性债权逐步演变为商业性债权，非国有企业债务成分大幅增加，金融不良资产转让过程逐渐合法，受让价格日趋公允。此时的不良债权转让已很少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或社会利益受损等问题，对国家政策性调控的需求逐步降低。

具体到对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是否可主张受让日之后的利息问题，虽然依照《纪要》第9条与《答复》之规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负债务中自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均可得豁免。这是对《纪要》的延伸适用，亦是体现国家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平等保护的精神。但如上所述，《纪要》适用的形势背景已发生巨大变化，适用基础亦有所减弱。从金融改革趋势及现实情况看，涉及非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不属于国家政策适用范畴，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故没有必要适用《纪要》第9条规定，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对《纪要》第9条规定的适用对象作限制性解释，对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不予适用。另外，从快速消除金融债务滞涨角度出发，如不允许受让人收取受让日后产生的延迟利息，则容易挫伤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本案中，洲亿公司系全价受让涉案金融不良债权，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的利益未受损。债务人文化用品公司属非国有性质企业，资产处置过程中亦未涉及国有资产，故洲亿公司收取利息的相关问题无需适用《纪要》第9条之规定。

二、计收受让后利息作为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并转让，符合合同法规定

以非国有企业为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并未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般情况下无需受国家政策调控，仍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受让日后产生的利息债权作为主债权的从权利，在主债权转让时，应随同转移给受让人，除非转让协议订立双方有特别约定。因此，只要原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有关利息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债权受让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原则上可与主债权一并概括转移，这也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关于权利主体问题，现有法律并未明确规定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受让日后产生的利息应由何者专属计收。有部分裁判观点认为收取逾期利息的权利专属于金融机构，因此不允许非金融机构收取不良债权受让日后产生的迟延利息。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9条第1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30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两条规定赋予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民间借贷中收取法定逾期利息的权利，否定了收取逾期利息的权利专属于金融机构的观点。因此，非金融机构受让人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具有法律依据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