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河南省开封市的王女士因身体不适前往开封市某医院就诊。医院门诊检查为宫内孕7周。第二天，她在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术后50天，王女士身体出现不适，下体断断续续流血。于是，她到另一家医院就诊，医生告知此前流产手术做得不彻底，需进行清宫手术。

王女士认为第一家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未告知手术风险及术后复查时间，导致自己再次手术治疗，要求医院赔偿损失10万元。而这家医院认为没有过错，拒绝赔偿。

随后，王女士和家属围堵科室，情绪激动，影响了正常的诊疗秩序。医院向开封市医调委求助，医调委立即派调解员赶往纠纷现场。经过调解员的解释和劝说，王女士最终同意接受调解。

王女士和医院共同选择“医学专家技术分析”来确定医疗过错责任。开封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从医学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了3位专家。医学专家组查阅王女士的病历，认真核实医方诊疗过程，提出了调解建议书。

通过调解，王女士和医院均表示认可调解建议书，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医院同意一次性补偿王女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21500元，并在协议签订当日支付补偿款。王女士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她的家属因自己之前的不理智行为向医院道歉。

近年来，各地普遍设立医调委来调解医患纠纷，有效化解了医疗纠纷。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分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是由政府购买服务、医调委出面调解。医调委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可将医患双方直接对抗转化为第三方出面调解，并将调解的场地从医院转移到院外，避免患者和医院直接对抗，有利于维护医院的诊疗秩序。

医调委处理医疗纠纷具有权威性、合法性、有效性。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认为，2018年10月国务院出台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进一步确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条例》对人民调解机构的组织建立、人员资质、调解流程都有详细规定，很好地规范了调解行为，有助于确立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合法性、有效性。

北京市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介绍，北京市医调委成立于2011年5月，受理北京范围内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目前，医调委共有5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专职调解员40名，大部分具有医学或法律学背景，每年受理约2000件医疗纠纷。

去年，家住山东省泰安市的王某带着11岁的儿子开开来北京看病，结果遇到了麻烦。

开开在泰安市医院查出颅内肿瘤。考虑当地医院医疗能力有限，王某带着他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就诊。开开随后接受手术，切除肿瘤。

术后没几天，王某就带着开开出院，回老家休养。不到一周，开开伤口感染。之后，王某带着开开多次坐火车来医院处理伤口和换药，当天又坐火车回老家。“去北京看病，不管多晚，当天都得赶回来，很折腾。”王某说，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开开做手术花了很多钱，不敢再多花钱。

“术前，医院说开开的手术是一类手术，属于无菌手术，不会有感染，可是不久后伤口感染了，院方肯定有责任。”王某说。他当时与医院沟通，希望医院能给予适当赔偿，但没有达成一致。他来到北京市医调委，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我的要求不多，就希望医院能赔偿因伤口感染所造成的医疗费3万元。”

王某当天向北京市医调委提交了看病的单据等材料，做完司法鉴定便回家等待调解结果。

不到一个月，王某就收到了出乎意外的调解结果：医院承担主要责任，赔偿5万元。

“只要医院有责任，不管家属提出多少钱，我们都会按照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来调解。”接手开开案子的北京市医调委调解员刘振芳说，从提交的单据材料看，开开治疗伤口感染花费3万多元，加上因看病造成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医院赔偿5万元是应该的。

“相比诉讼、行政调解等方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优势是时间短，程序简单，医患双方不需承担费用。”申卫星分析，患者如果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时间很长，程序复杂，还要支付律师费。例如，患者对一审不满意，再上诉，就得进行二审，如果二审发现新的证据，就得发回重审。这可能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选择行政调解，就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调解，由于医院又是其下属单位，患者对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结果可能不信任，效果有限，且耗时很长。

郑雪倩所在的华卫律师事务所，每年处理700多件医疗纠纷案件。郑雪倩说，时间长对医疗机构来说，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患者影响很大，因为不能及时化解矛盾，他们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和补偿。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具有鲜明的中立性，容易被医患双方接受，有助于双方沟通。实践证明，因医疗过错受到损害的患者能及时得到补偿，既节省了当事人的成本，也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有力地提高了调解成功率。

“北京市医调委规定，每个医疗纠纷的案子必须在30天内解决。”刘方介绍，通过人民调解，患者和家属很省心，只需提供医学评估所需的材料，然后回家等待医调委作出的调解建议。

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全国已建立医调委3565个，人民调解工作室2885个，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其中调解员2万余人，专职调解员5137人。2010年以来，全国共调解医疗纠纷54.8万件，其中2018年上半年调解3.3万件，每年超过60%的医疗纠纷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调解成功率在85%以上。

然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还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经费不足和人才缺乏。

“为了方便患者和家属，我们的办公地点位置比较好，但租金太贵。由于办公室房屋租金没有补贴，为了降低支出，准备找一个房租便宜、位置差点的地方，但患者和家属过去调解可能不方便了。”刘方对记者说。

“由于经费有限，医调委的工作人员收入不高，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限。”刘方介绍，北京市医调委的工作队伍中，退休人员占比很高。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医学和法律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年轻的调解员要成长为优秀的调解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只有较好的待遇才能留住年轻人。

申卫星认为，为了确保调解的完全中立，不能让调解对象付费，而应由政府来购买服务。建议有关部门完善调解激励机制，根据调解机构的实际效果给予激励。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调解员干起来才有劲头。

“医疗纠纷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准确把握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分析谁错谁对、错在哪里、占比多少，这样才能让医患双方都心服口服。”申卫星说。

据悉，30个省区市出台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规范性文件，其中11个省市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