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时间长：机构人手不足分身乏术

记者了解到，张元某与广医二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7月5日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称“南方医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及伤残等级鉴定。2017年9月15日，南方医鉴定中心再向法院发出了“补充材料函”。

对此，南方医鉴定中心医疗过错鉴定负责人岳霞告诉记者，医疗损害鉴定案件一般分以下几步：1.收到委托函、病历资料等鉴定材料；2.分发至鉴定人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3.函告补充材料或者退案；4.收到补充材料后再次审查；5. 函告受理或退案（需要再次补充材料的重复程序3）；6.收到缴费后排队安排鉴定会；6.撰写意见书；7.三名鉴定人审查、合议；8.发放鉴定意见书。

“经过上述至少8个步骤，与法院不下三五次的电联、函告，由3名鉴定人、至少三名临床专家、一名助理，经医患双方，委托法院，数十人的配合、沟通、协调，才能完成一个医疗损害鉴定。”岳霞表示，这也是此项鉴定难、花费周期长的原因：“期间琐碎的工作，团队之间紧密地配合，以及鉴定意见书发放后续工作，非专业人士可能无法体会。”

据了解，因南方医鉴定中心是高校附设公立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仅需承担大量的其他鉴定工作，且鉴定人为高校教师，还必须承担科研和教学工作，分身乏力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医疗损害类司法鉴定是所有鉴定类别中，投入时间最长的鉴定。”南方医鉴定中心主任王慧君说，有时候鉴定人员需出庭作证，为了应诉法庭上医患双方对报告的质疑，要花其他鉴定数倍以上的劳动才能完成，

王慧君是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院院长，目前广东省内主持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和经费支持最多的国内知名法医专家之一；她着手牵头建立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现兼任广东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

医疗损害鉴定归类于法医临床鉴定门类，南方医鉴定中心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每年需要承担超过3000例的法医临床鉴定（伤残、残情鉴定）和超过300例的法医病理学鉴定（死因鉴定）。这些鉴定人中，80%以上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

与南方医司法鉴定中心一样，作为高校附设公立鉴定机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也缺乏专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人（南方医现仅有两名），该类鉴定主要由法医病理鉴定人及法医临床鉴定人共同承担，而这些鉴定人日常还需承担大量死因鉴定及验伤、评残等鉴定工作。

“医疗损害鉴定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我还承担了大部分病理鉴定的工作，去年解剖量在715例，平均每天2例，还有大量的科研和教学任务。”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告诉记者。

罗斌是广东省医师法学分会常委兼医疗损害鉴定组组长，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大学教授，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基金、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19项，编写专业书14部，发表论文146篇。

为什么不招人呢？面对记者的疑问，罗斌无奈的说道：“由于学校科室定编的原因，如果只是聘任制的话，很多人考虑到职业发展情况，也不愿意来，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

作为鉴定中心的主要负责人，罗斌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他的助手陈燕嫦笑说道：“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加班不加班的问题，反正每天的工作都很饱和。”

 案件数量大：不少机构选择暂停此类鉴定

记者了解到，张元某与广医二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7月5日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称“南方医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及伤残等级鉴定。2017年9月15日，南方医鉴定中心再向法院发出了“补充材料函”。

对此，南方医鉴定中心医疗过错鉴定负责人岳霞告诉记者，医疗损害鉴定案件一般分以下几步：1.收到委托函、病历资料等鉴定材料；2.分发至鉴定人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3.函告补充材料或者退案；4.收到补充材料后再次审查；5. 函告受理或退案（需要再次补充材料的重复程序3）；6.收到缴费后排队安排鉴定会；6.撰写意见书；7.三名鉴定人审查、合议；8.发放鉴定意见书。

“经过上述至少8个步骤，与法院不下三五次的电联、函告，由3名鉴定人、至少三名临床专家、一名助理，经医患双方，委托法院，数十人的配合、沟通、协调，才能完成一个医疗损害鉴定。”岳霞表示，这也是此项鉴定难、花费周期长的原因：“期间琐碎的工作，团队之间紧密地配合，以及鉴定意见书发放后续工作，非专业人士可能无法体会。”

据了解，因南方医鉴定中心是高校附设公立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仅需承担大量的其他鉴定工作，且鉴定人为高校教师，还必须承担科研和教学工作，分身乏力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医疗损害类司法鉴定是所有鉴定类别中，投入时间最长的鉴定。”南方医鉴定中心主任王慧君说，有时候鉴定人员需出庭作证，为了应诉法庭上医患双方对报告的质疑，要花其他鉴定数倍以上的劳动才能完成，

王慧君是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院院长，目前广东省内主持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和经费支持最多的国内知名法医专家之一；她着手牵头建立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现兼任广东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

医疗损害鉴定归类于法医临床鉴定门类，南方医鉴定中心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每年需要承担超过3000例的法医临床鉴定（伤残、残情鉴定）和超过300例的法医病理学鉴定（死因鉴定）。这些鉴定人中，80%以上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

与南方医司法鉴定中心一样，作为高校附设公立鉴定机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也缺乏专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人（南方医现仅有两名），该类鉴定主要由法医病理鉴定人及法医临床鉴定人共同承担，而这些鉴定人日常还需承担大量死因鉴定及验伤、评残等鉴定工作。

“医疗损害鉴定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我还承担了大部分病理鉴定的工作，去年解剖量在715例，平均每天2例，还有大量的科研和教学任务。”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告诉记者。

罗斌是广东省医师法学分会常委兼医疗损害鉴定组组长，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大学教授，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基金、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19项，编写专业书14部，发表论文146篇。

为什么不招人呢？面对记者的疑问，罗斌无奈的说道：“由于学校科室定编的原因，如果只是聘任制的话，很多人考虑到职业发展情况，也不愿意来，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

作为鉴定中心的主要负责人，罗斌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他的助手陈燕嫦笑说道：“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加班不加班的问题，反正每天的工作都很饱和。”

 鉴定投诉多：两头不讨好间或遇“鉴闹”

“本鉴定中心的投诉中有80%的投诉都和医疗损害鉴定相关。”罗斌无奈的告诉记者，“鉴定结果对哪一方不利，哪一方就会有意见，有时候甚至医方和患方都不满意。”鉴定结果如对医院不利，他会找很多专家在法庭上去和你争，对患方不利时，患方直接无理取闹骚扰你。

罗斌向记者展示了几张他被投诉的文件来函，每逢被投诉，他需要把情况再重新描述出来，做出书面解释，无形中又加大了工作量。然而这种投诉还算是文明的，最怕的是有些患方失去理智，从“医闹”变成了“鉴闹”。

“定医院过错高还好一点，要是医院确实没过错，我们定医院没参与度（“参与度”指被诉对象在诉讼损害结果的介入程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时，有的患者会非理性地鉴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慧君对医疗损害鉴定之难发表过看法。

作为国家级鉴定中心，中山大学鉴定中心总是接收到许多疑难杂案，也常碰到“鉴闹”。

“听证会上让专家、医方和患方一起面对面的谈，因为当面谈能听出争议焦点，兼听则明，这是比较合理的方式。但是现在很多专家都不愿意在患方面前露脸，因为患方情绪激动会做出很多不理智行为。”罗斌告诉记者。

2016年，罗斌曾请中山大学医学院放射科的某位教授协同会诊，对鉴定案件出具专业意见。哪知当事人找到了该系教授，并三番两次的闹，声称要拿汽油淋人。这事导致教授家都不敢回，对上班充满畏惧感。

“我们这种小年轻如果碰到威胁、恐吓的这类当事人，肯定吓得不知道如何应对。”作为罗斌的学生和助理陈燕嫦，佩服罗老师身经百战之余，想起这种事还是心有戚戚然。

还曾有这样一件事，某起案件的当事人得知鉴定结论对自己不利，便站在该鉴定机构窗台上要往下跳。被逼之下，鉴定人违心的将鉴定结果修改成对医方不利。该鉴定人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心里一杆秤称出鉴定对错，手中一把尺量出鉴定取舍。”针对上述事件，罗斌指出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坚守司法鉴定人心中的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实务中，医疗损害鉴定还存在着更多深层次问题，如听证会的必要性：当事人参与度低的话，则医患双方存在对鉴定过程不清楚，对鉴定结论不理解；如医疗损害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目前当事人无法启动鉴定，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且被拒绝后再无救济途径。

此外，医学会与司法鉴定中心两种鉴定模式并存的“二元制”现象，也多为学者诟病。

是否需要强化当事人鉴定程序启动权？是否将听证会作为固定程序具体化？以及实行异地鉴定等？相关专家指出，目前，制订更加科学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迫在眉睫。只有改善医疗损害鉴定的运作模式，优化鉴定程序，才能让这项关乎重大民生的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解决医疗纠纷是一个痛苦的问题，但需要在痛苦中往前推。之所以痛苦，就因为医疗纠纷涉及到人身基本权利。”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从事医事法学研究的宋儒亮博士对此有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