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我们做事，不能只想着回报、酬劳，更要想着把事情做好，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地，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梁启超子女1908年摄于日本横滨双涛园。思顺（后排最高者）、思永（思顺前）、思庄（中间椅子上最年幼者）思成（右一）、思忠（右二）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

梁启超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说的最多的是安慰、劝解的话，很少给孩子们提出什么具体的学习的目标。 

“做家长要有趣味，养出的孩子才能有趣味”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后，去欧洲度蜜月。他们的蜜月之旅浪漫而温馨，他们每去一个地方，都是有目的考察。欧洲的经典建筑，让他们体会到了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这是一次空间的穿越，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游历。这种结婚旅行，比当下单纯为了新奇和时尚的观光旅游更有意义。

 “做人要有几分孩子气”

梁启超说有两种孩子气，一种是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另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童心童趣。

1910年，梁启超抱着2岁的思庄和3岁的思忠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交替循环”

 猛火熬和慢火炖，就是要我们处理好学习知识和消化知识的关系。

   “通达、健强的人生观，是保持乐观的要诀”

梁启超认为，教给孩子树立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比教育他们学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这种通达、强健的人生观能让孩子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帮助他们战胜困难。

 梁启超不仅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尽职尽责，称得上超人爸爸，在中国法治探索进程中也具有开创者的地位，他是一位宪法学大家。

梁启超是一位法学家，更是一位宪法学家。他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宪法的三大精神的把握、对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的研究至为透彻精辟。

 “宪法者，其义盖可谓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

从梁启超关于宪法广义概念的理解，可以明确知道梁启超认为古代中国也有宪法。宪法既然是国家根本大典，凡是国家者必然有宪法。凡属国家之大典，似皆可称为宪法。作为议院国典的宪法只是近代以来狭义上的宪法。

“君主立宪，政体之最良者也”

在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治能力，如果勉强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等于拔苗助长，不但无益，反而会制造混乱，促进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尊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是唯一良策。

  “非臣民限之，而宪法限之也”

梁启超希望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君权，发展民权。民权只有通过立宪才能得到保障。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他主张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习，尽快颁行宪法。

为此，他不断向清政府提出立宪的措施与方案。其中包括：改中国为君主立宪国，派朝廷重臣出游欧美，考查其宪法的异同，开立法局，草拟宪法，宪法草案要在全国进行讨论，宪法颁行后，不经全国人民投票，不得擅行更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