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近日，某地一份“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的规定引发舆论关注。当地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是为了抑制农村高额彩礼，倡导婚俗新风。

　　长期以来，天价彩礼加重群众负担，甚至发生因婚致贫，备受诟病，倡导新风尚推动移风易俗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不过，对发布此种规定，社会公众并不买账，原因在于其没有厘清权力的边界，缺乏法治的思维和方式。

　　基层社会治理中各项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之内，倡导移风易俗也不例外，不能简单粗暴地依靠发布规定了事。要知道，这种“堵”出来的改变，不仅有违法治精神，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对于公民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对于政府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基本的法理逻辑，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现行法律并未禁止也未规定彩礼的具体数额，因此街道办也不能划定标准，更无权作出“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的判断。

　　此次某地“红白喜事操办标准”之争，折射出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处理好目标和方式之间的关系。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考验着治理者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既要主动回应关切，还要让权力运行必须于法有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和规范源头治理，遏止乱发文和“奇葩”政策文件出台，其目的也是给公权力运行戴上法治紧箍，促进依法行政。

　　事实上，婚丧嫁娶的风俗中，埋藏的是价值观变迁的种子，需要在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一些地方善于激活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力量，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的同时，引导村民进行自治，制定村规民约进行倡导，利用“红白理事会”对村中大操大办的行为进行监督劝诫等等，都是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