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杨某与丈夫蒋某于1956年生育儿子蒋小某，杨大某系杨某兄长。1996年，兄妹两家签订收养协议，约定将蒋小某过继给杨大某为养子，蒋小某亦表示同意。双方对此办理了公证，蒋小某改名为杨小某。此后杨大某随杨小某共同生活直至2000年病故，杨小某为其办理了身后事。现杨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杨小某承担赡养义务。在此情况下，杨小某对杨某是否要承担赡养义务？

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成年子女

能否被收养

原告杨某与丈夫蒋某育有被告蒋小某（1956年10月25日生）等5个子女，杨大某系杨某兄长。1996年5月9日，兄妹两家签订收养协议，约定杨某、蒋某自愿将三子蒋小某过继给杨大某为养子，蒋小某也表示愿意。1996年5月18日，杨某所在县公证处对该收养关系办理了公证，确定杨大某收养蒋小某为养子，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日起成立；蒋小某改名为杨小某。此后，杨大某随杨小某生活直至2000年病故，杨小某进行了安葬。现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杨小某履行赡养义务，杨小某辩称其已被杨大某收养，双方无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不应承担赡养义务。

如何处理本案，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收养关系成立，杨小某不再承担赡养杨某的义务。从文义上解释，我国收养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即成年人也可被收养，法律未设定此情形下的被收养人年龄限制，也符合民间“过继”等民俗、习惯做法。

第二种意见认为，订立收养协议时，杨小某已成年，成年人不能被收养，杨某应依法赡养其生母。从体系解释角度讲，应该结合收养法第二条之规定来理解第七条，公民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但应当受被收养人是未成年人的限制，即被收养人不能为成年人。本案中，在订立收养协议时，杨小某已经被其生母抚养成年，现在生母杨某需要赡养，不管协议效力如何，杨小某均依法应当对其生母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杨小某被收养时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属于成年人，不符合收养法第二条规定，不能被收养，其对生母杨某应当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

1.从体系解释角度理解收养法规定的被收养对象为未成年人

收养法第七条第一款，从文义上讲，规定了收养同辈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子女的，年龄不受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并未限定被收养人为未成年人。但该法第二条属于侧重保护未成年被收养人权益的基本原则规定，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第一，有利于收养关系的稳定；第二，符合收养的目的。在立法目的及价值上，第七条应结合第二条规定理解，即被收养的人只能是未成年人，已经成年的子女，不符合被收养人的收养条件的原则性规定。对于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沈德咏副院长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也体现了此种意见：“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规定。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条件比较宽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3.被收养人可以为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本案中，杨小某在被收养时已近四十岁，已经属于成年人，不符合收养法关于被收养人的规定。

2.被父母抚养至成年的子女对父母应尽法定的赡养责任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杨某把杨小某抚养至成年，对杨某尽到了法定的抚养教育义务，现在杨某缺乏劳动能力，生活困难，杨小某对杨某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应当赡养杨某。

3.收养、赡养等民事活动应遵从公序良俗

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国家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和道德，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背。收养、赡养行为也应当遵守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善良风俗。况且，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弘扬爱老、敬老价值观，成年子女不能以被他人收养为由而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并以此为由对抗生父母要求履行赡养的法定义务，这既不符合公序良俗的精神内涵，也不利于社会家庭和睦稳定。本案中，杨小某虽然赡养了杨大某，但对生母的赡养义务不能被免除，这也符合以“国法、天理、人情”定分止争的司法原则。

作者 | 潘建兴法官，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 | 人民法院报2018年2月1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