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例外。当前，绝大多数企业境外投资缺乏充分、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及论证，存在很强的主观盲目性。具体可以细分为如下几类：

（一）法律调研不充分

中海油185亿美元要约全资收购优尼科失败。有人认为，失败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美国《能源法案》和《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研究。依照这两个法律，石油产品为国防所需产品，尤尼科是国防所需产品的供应商，中海油要约收购优尼科势必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所以说，中海油即使出价再高，这笔交易也是注定失败无疑[i]。笔者认为，中海油全资收购供应美国国防石油的任何一家石油公司，势必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中海油在收购之初未对此进行准确的法律分析论证，应是导致本次收购失利的重要因素。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标波兰A2公路巨亏。据网易财经报道，投资失败原因之一是中国海外竟然不知公路下面建设青蛙等小动物通道是欧洲标配，导致造价升高，而调价未果。

民生银行8.87亿人民币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9%的股权，因美国联合银行在收购后不久倒闭，颗粒无收。按照原民生银行行长的话讲，民生银行对美国的法律实在是不清晰、不清楚。

万达收购西班牙大厦后，计划将其改造成商业中心和豪华酒店，但改造方案未能获得西班牙马德里地方历史遗产委员会的同意，导致被迫转卖，出现亏损。这也说明，万达对西班牙城市大楼改造的法律法规不熟悉。

以上案例证明，项目前期法律调研对项目成功顺利与否十分重要。中企在对外投资前务必进行全面深入的法律调研，及时发现法律障碍，从而有效避免投资损失。对于法律调研的范围，笔者建议应至少包括所投国家国内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税务协定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条约等。

（二）商业调研不充分

商业调研不充分主要是指对影响投资项目成功的各种商业条件是否具备没有穷尽或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失利。

2007年,平安保险238亿元人民币投资欧洲富通集团，但之后不久，富通集团因受金融危机波及股价下跌超过70%，直接导致平安保险巨亏。这表明，平安保险对欧洲金融危机对其本次收购的不利影响没有正确评估判断。

2010年，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巴西Salinas铁矿石项目。据人人网介绍，由于该矿区选址远离海岸线及铁路，项目前景艰难。

根据审计署网上公开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2014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11年以142.42亿元并购一家境外公司，由于前期论证不充分等原因发生亏损累计6.21亿元。

首钢1.2亿美元高价收购秘鲁铁矿后一直难以盈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前期调研不足，高价投标所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斯太尔(原博盈投资)收购奥地利柴油发动机厂Steyr Motors，但因柴油机国产化技术能力及市场潜力有限而无法达到收购目的而出现亏损。这也暴露出前期市场调研不充分。

据艾肯家电网报道，2009年底，航天机电总投资约1.03亿欧元在意大利投资总规模达26.8兆瓦的光伏并网电站项目遇挫，据有关人士透露，是航天机电对当地政府补贴种类及额度理解有误而引起，公司最终取得的补贴大约减少三分之一左右，按当初的投资算，项目难以盈利”。

国内某知名集团公司投资印尼一农业薯类种植项目，投资不菲。但可行性研究时未注意所投农场地域的气象条件，导致投资失败。投资后来发现农场所在地常年多雨，薯类农作物无法晒干，而机器烘干成本太高，最终不得不放弃该农场，另行选址。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建议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前全面仔细罗列影响投资成功的各种商业条件并进行实地考察、详细科学分析论证，不可大意，更不能遗漏。

（三）社会环境调研不充分

某墨西哥华人企业家，曾经在墨西哥某州做矿产投资，但对矿区及其周边的社会条件起初没有足够关注。投资后发现所投矿区经常有毒贩出没血拼，只好放弃，导致投资失败。

福田投资4亿美元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建设年产能10万辆的工业园区，因选址靠近寺庙遭受僧侣抗议而搁浅。

以上充分说明，投资项目所在的社会环境也非常重要，企业境外投资也需要评估项目所在地的各项社会条件。

上述三类案例证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前进行法律、商业、社会环境等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极其重要。建议中国企业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困难意识，在自己全面调研的同时聘请专业的国际国内商业和法律等中介机构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可行性研究，对影响项目成功的全部必要条件和要素进行罗列并重点分析评估，否则，一旦投资失败，后悔莫及。

在项目可研通过之后，还要聘请国外、国内中介机构对投资或收购标的进行深入尽职调查。中国企业因尽职调查不充分、不到位，或者在尽职调查阶段风险判断失误而失败失利的案例也不少。

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后不久，联合银行因高管故意隐瞒的坏账、呆帐暴露而破产，可以说当初收购时尽职调查并不充分。

新奥股份7.5亿美元投资澳大利亚油气生产商Santos，但蜜月没过几个月，便曝出santos巨亏。上交所问询，要求公司就跨境并购的审慎性和资产评估作价的公允性等作出说明。也反映出，尽职调查深度不够。

2012年，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欲收购位于美国一海军训练基地附近的4座风力发电厂，但时任总统奥巴马以此并购案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发布总统令加以阻止。虽然，后来三一重工状告奥巴马胜诉，但如果在尽职调查时能判断可能发生因靠近海军训练基地威胁国家安全被否的风险，完全可以放弃收购而选择其他收购目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中信泰富在澳洲收购了2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Sino-Iron项目。收购后，该项目就像一个吞钱的机器，项目投资预算最初为25亿美元，五年后该项目投入已接近71亿美元。项目成本升高的部分原因，是“尽职调查不是很详细”。

中国企业走出去，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非常重要。尽职调查至少涵盖法律、财务、税务等方面。此外，尽职调查，一定要中国的律师和财务顾问参与，因为，外国律师等中介机构为了挣到服务费而有促成交易的倾向。此外，中国企业所聘当地律师或会计师与目标公司或合作伙伴均在境外当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熟人等私人关系，很难查明，一旦具有某种紧密关系，中国企业所投项目就非常危险。

境外投资中，特别是跨国并购中因不能获得政府批准或担心不能获得政府审批而终止失败的案例不在少数。

中海油185亿美元并购优尼科因涉嫌威胁美国国防安全未能顺利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而撤回要约。

华为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未能通过CFIUS国家安全审查而弃购。

紫光股份拟37.75亿美元收购西部数据15%股份，在确定CFIUS将介入审查后，紫光股份放弃收购。

金沙江创投拟33亿美元收购飞利浦Lumileds 80.1%的股份。因美国政府担心重要技术落入中国企业手中，被CFIUS介入否决。

仙童半导体因担心美国监管机构可能以担忧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批准交易为由，拒绝了华润微电子和清芯华创联合提出的收购要约。

2016年4月，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大康牧业拟3.7亿澳元收购澳洲畜牧业公司Kidman公司80%股权的申请。几个月后，澳大利亚财长Scott Morrison也以“国家利益”为由，叫停了中国国家电网约100亿澳元收购该国电网公司Ausgrid的交易。

福建宏芯拟6.7亿欧元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2016年9月，德国经济部批准了这一收购，但一个多月后突然反悔，撤销批准，重启评估程序。由于收购要约失效，交易条件无法实现，福建宏芯最后只好放弃收购。

因未取得中国境外投资批准而失利的跨国并购项目也不乏其例。万达集团10亿美元收购美国DickClarkProductions，Inc，因为无法把收购所需的交易资本带离中国，以及无法绕过中国政府的审批而放弃。万达集团为此要支付5000万美元分手费。2009年09月，国家发改委回绝了腾中收购美国悍马的收购申请。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可能触发政府审批时，要仔细评估相关政府审批风险，应对能否顺利通过政府审批有充分分析和准备，特别是，在可能触及政府审批时，要主动申报。

因商业判断失误而导致境外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特别是石油、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在前些年处于市场高位时的收购项目，近年来普遍因市场低迷出现群体性亏损。

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出现巨亏，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石油价格的走势把握不准，出现商业判断失误。

中铝128.5亿美元收购力拓9%股份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力拓股价大跌，加上汇率损失，中铝巨额亏损750亿人民币[ii]。

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30亿美元缩水一半和兖州煤业收购澳洲煤矿在2013年出现亏损近50亿元人民币。

齐星铁塔1.4亿美元收购南非金矿Stonewal Mining全部股权，因金价下滑而弃购，导致对方提起香港仲裁，被判支付约8400万元的分手费。

TCL收购汤姆逊亏损24亿港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液晶电视的销售量在欧洲增长的同时，TCL集团却继续大量生产普通显像管电视机。

建议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准确把握所属行业的经济周期或生命周期，不宜对行业趋势做乐观判断。

2002年，紫金、中铝等中国企业正积极参与蒙古奥优陶勒盖铜金矿项目开发当中时，国内媒体为了突出报道主题，在措辞方面很不注意，这让蒙古觉得奥优陶勒盖项目背后还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导致中企退出。

建议中国企业对所投的政治敏感性境外项目进行适当保密，避免新闻媒体过早报道。

在海外并购和国际工程承包中，经常出现多家中国企业围猎同一标的，结果导致标的收购价格被抬高，或工程承包项目低价竞争，导致中标后收益不佳，甚至亏损。

德国EEW公司出售时，有中国天楹、北京控股、首创环境等多家中资企业参加竞购。最终，北京控股高价胜出，交易对价14.38亿欧元。

木林森、德豪润达等对欧司朗的竞购也是类似案例，多家中企明争暗战一年多，最后德豪润达宣布放弃，木林森以约4亿欧元的代价竞得。

尽管已有商务部对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工程投标项目需要取得商务部许可以及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取得确认函等所谓“路条”制度，但这方面的确需要进一步建立中国企业境外有序竞争的相关制度，避免中国企业在境外自相残杀而无利可图。

中国海外投资波兰A2公路，投标价竟然只有波兰政府预估成本的一半。中标后，又未能成功调整价格，导致彻底失败。

建议中国企业抛弃志在必得、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错误思维。

徐工集团并购德国企业时，聘请德国中介，但因语言差异影响了沟通交流，有时外国中介在领会他们的立场和诉求时会打折扣。此外，民生银行1.29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颗粒无收，原民生银行行长洪琦后来总结说：“首先是他们的政治性太强。投行跟你说，律师跟你说，人家是想把业务做成，成不成是你的事，他要拿手续费。” 这反映出，在聘请境外律师等中介机构的同时应该聘请国内律师等中介机构。

2010年5月，紫金矿业与中非发展基金2.84亿美元联合投资刚果铜钴矿项目。5月10日，《美国之声》援引刚果（金）矿业部长的幕僚长Alexis Mikandji Penge的话称，该项联合收购协议，“违反有关规定，在刚果（金）没有效力”。这反映出，中方聘请的非洲当地律师的专业性可能不够。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同时聘请专业的境内、境外律师，且不可为省小钱，而吃大亏。

境外投资中合作伙伴的选择至关重要，合作伙伴选择不当，往往导致海外投资失败失利。

福朋集团投资巴西亏损5亿美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过分相信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公司被当地伙伴实际操控。

笔者认为，优质的合伙伙伴至少应诚实守信、口碑良好、实力雄厚且不存在其他潜在风险。选好合作伙伴后，还需正确把握、处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笔者建议在中方控股的情况下至少应做到：

1、  不能让合作伙伴对合资公司形成控制权；

2、  不聘任合作伙伴推荐的律师或会计师；

3、  学会单独或与合作伙伴一起与当地政府和机构沟通交流，而不是在这方面完全依靠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获取海外项目，往往有中间人牵线搭桥。中间人为收取佣金或类似报酬，都有夸大项目收益，促成交易的心理。中国企业因未能正确把握和处理与中间人关系，而导致投资失败的项目案例也不少。

四川长虹与美国APEX的合作在美国销售彩电，导致数十亿元账款无法回收，就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因过渡依赖中间人而导致失败的案例。

中国企业必须学会正确处理与中间人的关系，在此，笔者建议：

1、  对中间人提供的信息都要进行验证，不可轻易相信，一旦发现中间人提供的信息不实，立刻终止合作；

2、  不能让中间人掌控投资项目，要直接与交易对方或者当地政府打交道；

3、  中间人报酬，争取根据项目节点和经营业绩确定并分期支付，切忌一次性支付；

4、  佣金协议或类似协议中明确中间人的义务，并设定完成时间节点以及逾期违约责任。

墨西哥政府无理由取消中国高铁项目，并进而又以财政紧缩为由宣布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即是政府信用风险的案例。

建议中国企业投资政府类项目时，充分考虑政府信用风险，并注意投保境外投资保险。

在境外民选政府国家，政府换届对企业所投项目往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上届政府支持，下届政府不一定支持。一个党派支持，另一个党派往往要反对。因政府换届导致项目出现波折的案例，中远私有化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就是一例。

2008年11月25日，中远集团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了'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中方取得该港口35年的特许经营权。2015年1月27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胜选组阁后宣誓就职当天叫停了该国私有化计划。 

建议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避开在政府换届前实施投资。此外，应密切关注政府选举，并把握可能组阁党派对所投项目的态度。

中国平安投资欧洲富通集团后，因应对金融危机，比利时政府将富通银行从富通集团剥离，构成对富通集团银行资产的征收，并将其75%的股权以114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为此，中国平安提起了国际仲裁。

浙江商人傅建中投资俄罗斯24.7万林地，俄罗斯当地政府以其投资的林场存在违法行为为由非法收回林场，也是这方面的例证。

此外，委内瑞拉近10年来一直对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政策。据中国商务网站报道，截至2010年11月，委内瑞拉就在当年对近200家企业实施了国有化[iii]。

建议在法治环境不好的国家进行大项目投资时，与当地有实力的优质合作伙伴合资，同时建议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

2014年5月，中国与越南因南海争端升级，引发了越南民众对在越中资企业打砸抢烧事件，中资企业遭受重大损失[iv]。

因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密切关注中国与该国的双边关系，并对双边关系紧张或可能出现紧张的国家谨慎投资，否则很可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失败失利。

此外，对于坚持到上述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建议通过与该国关系紧密的国家转投并聘用一到两名转投国家的国民担任投资所在国中资企业的高管。这样，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中资企业在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家之间关系紧张时可能带来的损失。

一旦投资所在国发生战争，中国在该国投资损失是普遍和巨大的。2011年我国投资利比亚的50多个大型项目因利比亚战争而无法履行[v]。据估计，损失至少100亿美元。

因此，建议中国企业尽量不要前去政局不稳定或被联合国或美国制裁的国家等存在潜在战争风险的国家去投资。如果去投资，要履行适当的法律手续并注意购买投资保险。此外，对于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建议通过有与投资东道国有投资协定的国家转投。

开滦股份在加拿大投资盖森煤矿，也因当地个别居民的抗议而非一帆风顺。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延误了工期。

中电投73亿投资缅甸密松水电站和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也因遭受当地居民抗议而被叫停。

建议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时，要注意广泛倾听当地居民对项目的意见，抛弃搞定政府就搞定一切的错误思维。另外，在实施重大海外项目时，要选择合资方式，此方面的法律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嫁给当地伙伴承担。

中电投投资缅甸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墨西哥坎昆龙城1.8亿美元投资涉嫌未履行环保手续被开55万美元罚单并被叫停，都是因环保风险而失败失利的例证。

宝钢在巴西与淡水河谷合资建设钢厂也因选址靠近自然保护区和空气污染等环保问题至少两次搁浅。

中信集团的西澳洲磁铁矿项目就因当地的环保要求而加重了企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增加了项目的不确定性[vi]。

中国企业走出去，某种程度上是对外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但中国企业应加强环保风险评估并确保环保方面合法合规。此外，中国企业在实际投资前，建议广泛听取当地居民对项目的看法，并举行合法听证，在取得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也要征得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

上汽折戟韩国双龙，明基收购西门子巨亏和首钢收购秘鲁铁矿难以盈利，整合失败失利是重要原因，而整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企业试图按照国内的思维去改变、影响被收购公司的制度和文化。跨国收购整合是不同企业文化和制度的融合，其整合初期，最容易发生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交锋和对抗。

建议中国企业在跨国收购整合时，不要下猛药，而要循序渐进或者根据情况保持被收购企业原有企业文化和制度不变。

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收购一些境外亏损公司，以为捡了便宜，但多数企业陷入债务和亏损泥潭，后悔不及。

2016年年底，中国肉企上海梅林宣布完成对新西兰银蕨农场（SFF）的收购，以2.67亿纽币现金购买了银蕨农场50%的股份。时隔半年，新西兰天维网报道，该新西兰企业计划关闭南岛Fairton工厂，并裁员370个工作岗位。

1992年底，首钢集团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收购后罢工不断、市场行情不佳以及设备失修等各种问题困扰多年，收购后的秘鲁铁矿成了鸡肋[vii]。

建议中国企业不收购境外亏损公司，或者在收购前一定要非常谨慎，不打无把握之仗。

中海油服2008年收购的COSL Drilling Europe AS，在2013年11月被挪威税务机关要求补交2006年、2007年的所得税约1.75亿挪威克朗。因此跨国收购，税务遗漏问题不容忽视。

对于此类风险，建议在收购协议明确由外方全部承担。

中铝公司收购力拓，力拓毁约并支付1.95亿美元分手费[viii]。而中铝又对为其提供并购融资贷款的4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违约，中铝要赔偿给4大银行的违约金要远远高于此数。

建议在并购协议中，努力争取足以覆盖中方损失的违约金金额。

上汽并购双龙，因员工罢工直接诱发韩国法院介入，最后宣布双龙进入破产程序[ix]。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后，也经常面临当地工人要求涨薪罢工的困扰。

中信泰富投资澳洲磁铁矿项目，由于难以承受当地矿工相当于教授水平的工资标准，而试图从国内输送廉价劳工，因澳大利亚法律对外籍员工就业许可极其严格而未果。

近期传闻福耀玻璃10亿美元投资美国建厂，也遇到了棘手的劳工问题。

境外多数国家，工人都有强大的工会，企业与工会打交道与国内不同。中国企业需要对境外劳工问题特别重视。

近年来，巴西和俄罗斯货币汇率大幅贬值，经济衰退明显，导致中国在巴西和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亏损较为严重。此外，近年来，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几乎崩溃，也导致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普遍性亏损。

因此，海外投资，需要密切关注投资所在国经济形势及长期走势和汇率变动风险。

对于传染病高发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应尽量避免前往。比如，近年来肆虐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不仅危害了当地人员的健康，也一定程度上重创了当地经济，当然对当地中资企业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外，非洲也是疟疾的高发地，拉美是寨卡病毒的高发区，因此，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建议做好足够的防疫准备。

2017年2月，杭州百艺服装纺织制衣(缅甸)有限公司发生中方管理人员遭到缅甸工人暴力冲击事件。

2012年，柬埔寨在哀悼西哈努克国王期间，一中资服装厂女性管理员从一名工人手里抢下并撕毁西哈努克的照片，引发了上千名工人的抗议。

此外，西班牙、非洲等国家也多次发生华商被抢事件，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华商没有完全融入当地并与当地人和谐相处。

建议中资企业及其中国员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当地，为当地所接纳并和平友好相处，充当中外交往的民间使者。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注重专利和商标提前布局，经常发生商标被抢注事件，康佳、海信、联想等知名品牌都有着不得不“买回”商标，或者对簿公堂，或者抛弃原有商标重新创立品牌的教训。境外中资企业在境外雇佣当地员工，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的过程中，也很容易泄露商业秘密[x]。

建议中国企业提前做好知识产权布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2004年底，中航油因总经理陈久霖在石油期权和期货投机中判断失误，累积亏损超过5.5亿美元。中航油“折戟沉沙”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跨国经营必须要建立内控和相互制衡的风险控制机制，而不能内控失效。

福朋集团投资巴西亏损5亿美元，合资公司被当地伙伴实际操控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治理架构，既要防止被外方控制，也要防止中方个人专断。

据中兴公告及相关资料透露，中兴在未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口美国管制产品，妨碍司法，以及制造重大不实陈述，被罚共计约82亿人民币，导致中兴巨亏，这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敲响了警钟。

2016年2月，西班牙国民卫队以打击洗钱名义，对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进行搜查，带走该银行5名主要负责人，并将银行临时封锁。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2016年9月26日，泰国劳工部和曼谷警方突查了中兴泰国总部，发现不少中国籍工人没有取得工作许可，非法就业。

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赞比亚以及加蓬等国家都出现过因行贿招致诉讼并影响项目顺利推进的事件[xi]。

建议中国企业在设立或收购当地公司后，立刻聘请当地专业的律师，在当地专业律师的建议下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切忌为了节省费用而不聘当地专业律师，否则代价极其惨重。

这方面表现很多，笔者在本文部分总结如下：

中国企业往往认为搞定了外国政府就搞定了一切。比如，印尼雅万高铁虽然得到了左科总统的大力支持，但同样也发生的征地困难[xii]。此外，获得政府支持，并不等于可以不按照当地法律规则办事。

中国工程企业在国内善于通过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方式承揽工程并获取利润，但在国外往往行不通，进而发生亏损。中国海外低价中标波兰A2公里就是例证。

此外，中国企业收购境外公司后，也不能因为成为境外企业的投资者或老板而任性。万达收购西班牙大厦旋即转售，以及上汽整合双龙失败，就是例证。

还有，中国企业认为给加班费，员工会加班，这在很多境外国家根本行不通。在德国，员工不休假，企业要被罚。在非洲某些国家，给加班费，非洲员工也不加班。

类似的以中国思维处理境外事宜的例子，还有很多。建议中国企业入乡随俗，学习并按照当地思维和风俗习惯处理境外投资事宜，否则会引起当地抵触、反对，甚至处罚，遭受损失。

境外投资风险多数可以通过设计商务合同条款加以规避、转嫁以及控制，因此谈判签约工作非常重要。此外，企业特别需要把可行性研究和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约定到合同中，明确责任归属。

笔者建议，中国企业要高度重视谈判签约工作。一定要同时聘请国内和国外的专业律师，同时最好聘请既精通英语，又精通当地语言的中国专业律师参与其中。

据某律师介绍，其服务的一个客户投资巴西一个工程项目，客户竟然没有根据合同及时索赔，其飞到巴西常驻两个月才把索赔资料整理。此外，有一家投资非洲的中资企业，对外付款时，商务人员未能精准把握合同约定的付款先决条件，误以为先决条件已满足而对外付款近百万美元，也造成后期工作被动。

因此，中资企业需要安排精通英文或其他外语合同的专业商务人员不时翻阅项目合同文件，确保合同全面履约，避免发生违约责任或出现履约事故。

境外投资能否成功关键是人。众多境外失败失利案例，都与企业境外投资团队力量薄弱直接关联。

中国铁建EPC投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巨亏人民币41.53亿元。据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量预估不足，导致亏损。

福朋投资巴西巨亏，也因未组建有力跨国经营团队，使得巴西合资公司完全被当地合作伙伴牢牢掌控而失败。

当前，中方驻外人员外语能力总体偏低，还不能完全适应境外投资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中资企业人员急需提高法律英语、工程英语等专业英语以及非英语国家的当地语言。

笔者认为，企业境外投资在加强内部团队建设的同时，更需要聘请专业的境内境外律师和会计师以及其他服务机构协同作战。

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上述列明的三十二项教训之外，还存在着海外投资架构设计不合理（比如境外企业层级超过财税[2009]125号文规定的三层，且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例外范畴）、滥用双边税务协定，股份代持，不注重履行当地社会责任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此，囿于篇幅，不再具体举例分析。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教训很多，也很深刻，值得总结，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早日转败为胜。

作者：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