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是以签订或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为目的，应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因而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表现情况，分别予以界定与处理：

1、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并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是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问题，或者是为扩大宣传履约能力，达到自己的经营目标。这种情况，原则上不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并无实际的履行能力且不实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仅履行少量约定义务，目的是骗取相对方的财物；而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对前者可以认定合同诈骗罪，予以科刑处罚。

3、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不同。前者常常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中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虽然也存在改变用途的情况，但一般对此行为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界定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采用欺骗手段均会出现在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不能简单地根据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对案件定性。

2、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不易查明，且不能据此做出推定行为人有罪的结论。

3、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认定行为人有罪。

4、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何时产生犯意不易查清。

在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根本区分在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而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而民事欺诈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方法，谋取非法利益。因此，是否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当然还要重点界定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高并且危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换言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达到刑法予以处罚的程度，

即“质”和“量”的违法性。“量”的违法性，是指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的欺骗性不仅行为违法，而且行为所侵犯的客体较为严重，危及到社会共同利益赖以生存的环境，应予以刑法处罚。“质”的违法性，是指合同签订、履行等过程中的欺骗性行为的违法内容已危及到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从而达到了应予以刑罚处罚的程度。通俗的讲，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达到了一定的度。

我们大家都知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合同纠纷则是指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中有意违反合同的某项条款，由此使合同的另一方受到损失。在实践中，由于合同诈骗罪是利用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的，往往又与合同纠纷混合交叉在一起，有时候完全竞合。我们在判断罪与非罪时，二者很容易混淆，不易区分。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务概括为一点，即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这是区分二者罪与非罪的关键。换句话说，行为人是通过签订经济合同，正确履行合同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财物。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则犯罪，反之非罪。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实践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主观的心理状态

行为人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能力，用夸大自己履约能力的方法，先获得对方的信任，签订合同后多方筹借，扩大自己履约能力从而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二）、履约的实际能力

在一般的合同纠纷中，行为人在约定或法定的期限内，具有履行所承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即行为人拥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货源、技术等，或根据其法定的经营范围或资金、货源情况，能够在规定或约定的期限到来时通过正当渠道达到履约所需的实际能力。否则，即视为在签订合同时虚构事实、伪造履约能力，其行为则构成合同诈骗。

（三）、欺骗对方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如果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或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欺骗对方，制造假相，虚构事实；或者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以假充真、伪造虚假产权证明、银行凭证、介绍信等使对方上当；或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法律知识缺乏，或收买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的主要条款上做手脚，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诈骗财物的非法目的。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虽有不实之处，夸大自己的履约能力，但其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只是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不实之处。

（四）、履行合同的行动

合同签订后，主要看行为人是否在其现有履约能力范围内积极为履行合同做准备，或者为供货积极组织货源，或者筹集资金，落实到行动上，若有则不认定为合同诈骗；反之，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坐等对方履约，等获取非法利益后，对对方的正当请求予以搪塞、推托，甚至携款物逃匿，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一）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因一般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都属于欺诈行为，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在处理案件时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寻找能够证实案件事实的证据，全面收集对行为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不得只收集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或最轻的证据。

（二）重视无罪辩解的原则。合同诈骗类案件中，行为人通常会提出各种辩解，如没有诈骗的故意、并未实施诈骗行为、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未履行合同系其他客观原因等理由，对于行为人提出的辩解，要进行甄别，并进行核查，避免将民事纠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

（三）慎用推定的原则。推定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及司法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必须对推定效力予以审查和限制。

合同诈骗罪是结果犯，应以诈骗分子是否已经骗取到了财物为标准来认定既遂与未遂。合同诈骗中，涉及到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此三种数额在量上通常是不相符的，以哪一个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在实践中认识不一致。

（一）受骗损失数额是指被害人因诈骗分子的诈骗行为所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指可能增长的潜在价值，尚需要通过其他活动才能进一步实现，不易算清，因而不宜认定，但可以作为量刑时的情节予以考虑。被害人的直接损失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应予以全部认定。

（二）实骗数额是指诈骗分子实际骗到手的财物数额。一般情况下，实骗数额与被害人被骗而实际交出的财物数额一致，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交出的财物在到达诈骗分子手中之前，在途中因管理不善而损耗，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诈骗分子实际骗到手的财物数额小于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所以，若以实骗数额作为定罪数额，对这部分损耗数额无人承担责任，会轻纵诈骗分子，使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三）行骗数额是指诈骗分子主观上预计诈骗的总数额，通常表现为合同的标的额。实践中，合同标的额并不都是诈骗分子实际想要骗取的数额，有的真正想诈骗的只是合同的预付款或者定金，在这种情况下，若以行骗数额定罪可能出现轻罪重判、罚不当罪的不良后果，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总之，应该针对具体案件，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目的、方式、过程、履行合同的准备、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等进行判断，以准确把握其本质区别。

（一）从客观行为上看，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一方的实际投入已超出或与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相当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摘要（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核心辩点：该辩点既是法律问题也是常识性问题，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希望谋取对方的一定财物，而现实中存在把经济合同纠纷错误的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上述案例便是典型，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对于履行合同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投入部分已超出其合同义务的范围，显然指控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有违常理的，也是错误的。

（二）行为人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但该行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且行为人亦未对取得的借款进行挥霍，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刘忠志、刘剑波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摘要（来源：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2016）吉04刑初21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因中志公司资金周转不畅，遂与天源公司建立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其用以买卖形式的房屋客观存在，且双方到产权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嗣后，刘忠志、刘剑波亦按照合同约定在天源公司汇款后给付378万元。依刘忠志和刘剑波供述，其将从天源公司取得的款项用于宏达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而现有证据又不能证实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款项后有挪作他用或无故挥霍等情形，故不能认定刘忠志和刘剑波从天源公司取得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天源公司钱款时对天源公司隐瞒了相关房屋有抵押或顶账等事实，但房屋产权从形式上并没有受到限制，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用以交易的房屋大部分定价较低，结合刘忠志、刘剑波将宏达三期6栋楼（扣除16户）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天源公司，及蔡金定最后以宏达三期1号楼部分门企房接受清偿债务的事实，亦不能确认刘忠志、刘剑波有非法占有天源公司钱款的故意。此外天源公司并不认可其系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将天源公司列为被害人并不适当。综上，刘忠志、刘剑波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的辩解及二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

核心辩点：并非所有的欺骗行为皆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暂且不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即使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存在“虚构、隐瞒”的欺骗行为，但该行为需要达到使相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并且该行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即相对方受到侵害或面临被侵害的现实风险。

（三）把“欺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必须达到实行行为的要求，达到“实行行为”的“度”，行为人虽实施了欺骗行为，但对合同的实际履行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应着重审查未履行的原因，对于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依约履行的，应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陈某甲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摘要（来源：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6）吉0183刑初87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甲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根据德惠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德惠市万嘉米业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450万元的调查报告显示：万嘉米业占地面积6380平方米（价值78万），建筑面积3855.25平方米（价值822万）。该企业2012年末资产总额1748万元，固定资产851万元，流动资产897万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312万元，该企业发展较好。现扣除流动资产，万嘉米业还有价值900万的土地及建筑，扣除贷款450万元，还有450万元可用于偿还农户欠款。且开庭审理时，陈某甲辩称其不欠个人借款，只欠信用社450万元的贷款。现有证据认定陈某甲案发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的证据不足；而且被告人陈某甲2013年收购农民水稻后，大部分发霉，导致低价出售赔钱，属经营不善所为，没有及时给付农民卖粮款是企业亏损所致，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甲系主观上非法占有，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核心辩点：未履行合同不等于合同诈骗罪。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有经营困难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故对于签订合同时其具有履约能力，在经营过程中，遇有不可抗力或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的，可见不履行非其主观意愿，不履行实属无奈，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指控，可从不履行的客观原因上，寻找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辩点。

（四）对于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履行行为、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态度、是否存在携款潜逃、挥霍财产等行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摘要（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另外，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核心辩点：不能履行，但存在实际履行行为以及积极创造履行能力以及无携款潜逃、挥霍财产，认定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上，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在如何认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既不能简单化又不能粗略判断，而是应该以敏锐的法律洞察力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以法律人的思维去判断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已知的案件事实去判断介乎于民事领域的民事欺诈纠纷与刑事领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相同点与区别点，防止、减少、避免“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现象。正如知名法学家江平所说：“解决民事纠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够用民事办法来解决的尽量用民事办法来解决。”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从最本质上的角度来分析判断它对社会构成危害性的程度。如果这个行为对社会没有构成危害，或者说危害不大，我们可以用民事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尽量不要用刑事办法来解决。对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定处理，也要参照防止、减少、避免“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原则来处理。如果执法、司法稍有不慎，把握不准，我们的工作即会“宽严皆误”，使不应该追究的人身陷囹圄，而不法分子则逃之夭夭。这也许就是笔者撰文的初衷。

附【刑法条文】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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