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只要公安机关抓了人，检察院批捕了人，这个人肯定是坏人，甚至会认为，律师是替这些人开脱罪责，无异于替坏人说话，甚至律师无疑就是黑社会的帮凶。

许多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时，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担心真的放纵了罪犯，被大众鞭笞，导致不敢放手为被告人辩护，辩护质量会大打折扣。

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应当存在的，诚如钱烈阳律师所言，律师不是为“坏人”的“坏”辩护，而是为“坏人”的“人”辩护，律师应当放开手脚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如果控方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就应当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个别罪犯由于证据不足而漏网，似乎是疑罪从无原则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由于法律事实永远不会完全等于客观事实，而由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才是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所以不放纵任何罪犯只是理想化的构想，而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更注重的是不冤枉一个好人。

无罪释放。若证据不足就要定罪判刑，就可能使诸多不特定的没有犯罪的人无辜身陷囹圄。

法律一旦被制定，就具有权威性，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疑罪从无是一项基本原则，疑罪从轻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法律的践踏。

律师对疑罪依法作出无罪辩护，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而绝非在放纵罪犯。如果疑罪从无可能放掉的是一条鱼，那么疑罪从轻更是人为地撕毁了一张“法网”。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人为辛普森谋杀了前妻及其男友，但是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找到杀人凶器，而且警察伪造了袜子，导致疑罪从无，最后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美国辛普森案就是绝好的疑罪从无案例。尽管辛普森可能漏网了，但是法律的尊严却得到了很好的张扬。疑罪从无不仅会促使侦查机关规范自己的侦查行为，也会使更多的无辜者免受错误追究。

放纵个别罪犯污染的只是“河流”，违法的错误判决则是污染“水源”，孰轻孰重，可想而知。正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也。

纵然被告人是杀人犯，纵然被告人非法集资罪罪名成立，但是，被告人有没有自首情节，立功成立不成立，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被告人是主犯还是从犯，该不该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该不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是否能得到合适的刑罚。只有使其罪刑相适应，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

被告人的权利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 1条的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根据第32条的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进行辩护，根据第185条的规定，开庭时法庭还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这些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应当依法得到保护。

法律是神圣的，刑法是刚性的。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被告人的权利动辄被侵害，那么任何人都会漠视法律的存在。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得到尊重，得到有效执行。

孙伟铭无证醉酒后驾车，致四人死亡、一人受伤，民愤之大可以想见，一审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孙伟铭死刑立即执行。

但是孙伟铭主观上绝对不是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他也不希望发生死伤的后果，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确实量刑过重，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便撤销原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使其罪刑相适应。

好人与坏人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好坏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律师在办理案件时，经常会遇到是好人还是坏人激烈的思想斗争。

儿子吸毒、滋事，无恶不作，父亲为民除害将儿子杀死，父亲是好人还是坏人?父亲该不该受到刑罚?

感情代替不了法律，律师一定要清楚.不严格依法办事，不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轻，有时就会真的冤枉好人。

《刑事诉讼法》没有像以前将行为人称为“罪犯”或者“人犯”，而是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原因在于通过司法审查，可能会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被冤枉的，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是错误的。

通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通过法院审判，最后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有时，甚至经过法院审判的案件，高一级法院也会发现是极大的冤案。

律师起到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辩护，使依法本该无罪的人得以释放，还他们清白。

杜培武的妻子及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被枪杀，杜培武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后被送上法庭，杜培武似乎是坏人了。

该案存在刑讯逼供，也没有找到杀人的手枪，本该疑罪从无，但是杜培武一审仍然被判死刑，幸而被二审改判死缓。在一般人看来，杜培武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了。

但是，时过境迁，真凶落网，对抢劫杀人事实供认不讳，杜培武被证明是切切实实的冤枉了，冤案终于得以昭雪。

好人的一生，可能会由于错误的判决而被改写。冤案是大家永远的痛，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上少些冤案。

来源：法律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