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者撑腰，高扬的是正气，得益的是事业，赢得的是人心。”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为改革者撑腰》，文章称“对于改革者，就要通过科学的激励、用人和容错机制，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让他们可以甩开膀子谋事，而不是天天悬着心谋人”。

4月14日，北京市委出台《中共北京市委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办法》。其中，增加的“容错机制”条款备受社会关注。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已有北京、重庆、广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针对干部的“容错机制”。那么，各地为何要出台“容错机制”？可以“容”哪些错？它真的可以让干部勇于改革、敢于干事吗？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北京等19省份出台了《问责条例》实施办法。

其中，北京、重庆、广东、四川在实施办法中，都增加了“容错机制”。

那么，为何要容错呢？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最近两年，各地“容错机制”密集出台，与如何调动改革者的干事积极性密切相关。

2014年1月，北京市两会时，来自王府井百货集团的刘冰代表建议，在规划改革时，应该建立“容错机制”，允许犯错误，使改革者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险。“有‘容错机制’在，只要改革出于公心，又经历了必要的程序，改革者就会敢于尝试、敢于承担风险。”

在2015年就启动“容错机制”的浙江绍兴市，官媒曾发文《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解读称：“枪打出头鸟”，“领头羊”搞不好就会成为“替罪羊”。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激发干部的改革热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出头鸟”、“领头羊”吃下“定心丸”。

2016年5月，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出台《瑞丽市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试行）》。

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告诉新京报记者，“瑞丽市在发展时，一些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还不敢大胆探索，犹豫徘徊，放不开手脚干事创业，存在不敢担当和庸政懒政的突出问题，所以出台了这个《办法》”。

“就是要消除干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后顾之忧’，为敢想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在一定范围内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给改革创新者吃下定心丸。”朱文科说。

莫让“领头羊”成为“替罪羊”，为改革者创造环境，激发热情，这正是容错免责制度设立的初衷。

2016年3月，全国两会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那么，随着各地容错机制的建立，改革者的哪些错误可以减责或免责？

新京报记者对比各地容错机制发现，

除上述5条容错情形外，各地还有其他容错条款。

比如，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告诉新京报记者，定性干部是否错误的一个根本界限就是“为公”还是“为私”。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来有规定，同城不吃饭。但是最近广东省明确提出，去了同城企业，可以吃工作餐，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就行。”王景喜说。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地方性容错机制早在11年前就已出现。

2006年，深圳市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其中提出，“只要改革创新方案制订程序符合规定，个人或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这是国内首次提出“容错机制”。

此后，江苏泰州、浙江温州、浙江绍兴、广东佛山等地，纷纷出台容错免责规定。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最早在省级层面提出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的是广东省。

2016年1月18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干部队伍积极性问题。他说，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干部思想困惑增多、积极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为官不为”。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三个区分”原则：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这“三个区分”，即是北京市《问责条例》实施办法中“容错机制”的主要内容。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多地出台的“容错机制”，都严格遵循了“三个区分”原则为改革者撑腰。但各地又做了具体限定。

2016年12月，广东省出台《问责条例》实施办法中的“容错机制”，除了遵循“三个区分”原则外，还要遵循“两个尊重”——尊重广东历史、尊重广东省情。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告诉新京报记者，广东省提出的“两个尊重”，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比如广东华侨多、外贸多，广东的文化习惯与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充分考虑这些情况，才能更好的实施容错机制。

而云南瑞丽市的容错机制，也同样考虑到了瑞丽市的特殊地形。瑞丽市毗邻缅甸，在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内陆城市有极大不同。“我们在制定容错机制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况。”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说。

新京报记者统计，除北京、重庆、广东、四川在《问责条例》实施办法中增加“容错机制”条款外，目前至少还有陕西、湖南、湖北三省，从省级探索建立容错机制。

那么，该由谁来认定干部该不该免责呢？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多地出台的容错机制中，都明确“容错”的最终裁定权属于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

《陕西省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试行）》提出，相关单位或个人受到问责追责时，认为符合容错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提出申请，受理机关或部门在调查核实后要做出认定反馈。

对容错的单位或个人，在年度考核、干部提拔任用、职级职称晋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后备干部资格等方面不受影响。

瑞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朱文科告诉新京报记者，瑞丽市出台容错纠错机制后，成立了专门部门，接收党员干部的容错免责申请，经过集体讨论研究认定后，符合容错条件的即可予以免责，并在一定时间内向当事人做出反馈。

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景喜认为，公众也应参与“容错”的认定。目前，广东省虽还没有让公众参与其中的机构，但他认为公众参与“容错”认定很有必要。“因为在定性时，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或事件，群众更熟悉情况，更了解实际。”

来源：法律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