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视剧尺度大还是现实如此？其实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官员的真实记述。网站上的一档栏目《忏悔与剖析》，推出3年以来已经披露了多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

“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夏平在栏目公布的悔过书中说。

　　记者逐篇梳理发现，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因为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管着项目、资金和政策，“平民厅长”夏平成为了老板们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认识了夏平，为了能承接省无线电监测网扩容升级工程基建项目，这名项目经理想方设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这名项目经理终于如愿以偿，他所在的建筑集团顺利中标该工程，合同金额达1.288亿元。事后，这名项目经理为感谢夏平，又送给他现金、金条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围，像这名项目经理这样的老板“朋友”还有一大堆。为了拉拢夏平，另一名老板除了送钱给夏平外，还花35万元为夏平装修房子。在夏平的关照和操作下，这名老板实际负责的公司获得了某政策扶持资金共计530万元。

　　夏平在忏悔书里写道：“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

　　“这些人与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这个厅长的职位。所谓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而是权钱交易。”夏平悔恨不已，进而总结说，自己出问题，“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在悔过书中总结教训时说：“没有处理好与合作企业或行政审批对象的交往关系，将工作与交友混为一谈，为不正当利益交换埋下了隐患。”

　　“交友不慎，影响深远，滑向深渊，难以回头。”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时认为。

　　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更是“交友不慎，自坠深渊”。

　　梳理22份忏悔录可以发现，总计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同时将这作为自己蜕变腐败的原因之一。

　　对此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领导干部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坏的朋友就能把领导干部拉下马。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处理好朋友圈，也是考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标识。

　　在庄德水看来，很多官员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诱惑，往往通过交友形成利益网络或集团，垄断国家公共资源，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

　　“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例如，在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后，他利用职务影响为汪某开脱减轻罪责。为此，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

　　黎平则是被“损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间认识了黎平，随后，有意识地与他多接触。随着时间流逝，两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对娱乐场所却乐在其中。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某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黎平在声色诱惑面前，忘记了党纪国法。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来挥霍、包养情妇，黎平就想方设法牟取不义之财，此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蔡某开始“鼎力相助”，截至案发时先后奉上贿赂款共计446万余元。

　　“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与和蔡某的结交有着直接关系。”黎平在悔过书中反思说。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说，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落马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说：“回想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过程，回想自己与所谓的朋友、熟人从吃喝到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到自己不计后果地收取不义之财，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发现：“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企业家给我送钱，并不是因为与我感情有多好，其实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权钱交易丑剧。”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则是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圈内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未曾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将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谓的“朋友”。

　　甚至有落马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少与商人打交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之时，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现象提出，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从制度上划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认为，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面对“朋友”交往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控制力，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党规层面规范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的过密交往，竖起一道“防火墙”，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

　　庄德水说，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鉴别力；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上，需要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交际进行时时监督，但并非是侵犯私人领域，而是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庄德水还建议，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要求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上增加一栏，把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关系填写其中，这样也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

要根除商人“围猎”官员现象，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严惩索贿受贿的官员，也要坚决打击行贿行为，严厉惩治那些“围猎”官员情节十分恶劣的不法商人。

据媒体报道，南京的非法捕鸟者孙某被批准逮捕。孙某善捕鸟，在圈内颇有名气，人称“捕鸟王”，其采取架设捕鸟网、悬挂“绣眼鸟”，以及通过播放器播放鸟叫声音等方式诱捕野生鸟类，共计非法捕获野生保护鸟252只。“是鸟者过，还是捕者罪”，人们心知肚明。笔者想说的是，党员干部亦当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发剖析贵州省水利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黎平严重违纪问题的文章，呈现了一个被“围猎”的故事。浙江人王某到贵州做生意和黎平认识。王某一心想通过黎平承揽一些水利工程项目获利，但一直没能拿出让黎平中意的“表示”，黎平也没给过他什么大的帮助。后来王某意外地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只要听说是在娱乐场所聚会，都会匆匆赴约，而且乐在其中。于是，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认识。在声色诱惑面前，黎平忘记了廉耻、忘记了家庭，更忘记了党纪国法，最终成了王某的“网中之鸟”。

　　“捕鸟王”所捕之鸟与“商人王”所猎之官何其相似。野生鸟原先生活在大自然，蓝天白云，花草树木，好不自在，然而听到播放器播出自己喜欢的同类叫声，并看到“绣眼鸟”，即经不住引诱自投罗网。黎平亦然，被王某带入夜总会、小酒吧、KTV等自己爱好的去处，并将“绣眼鸟”介绍给自己时，就乱了方寸，全然放松了警惕，心甘情愿被猎。

　　“捕鸟王”理当受到惩处。然而，对于不法商人“围猎”官员，处理起来却更为复杂。有的不法商人今天这里架个网，“围猎”一个官员，明天又换个地儿、设个套，拉另一个官员下水，犯事的官员有的受到纪律处分，有的被移送司法机关，而这些围猎者却“在一边逍遥自在，没事一般”。

　　这也会产生“蝴蝶效应”。我们看到，现实中不少官员受到不法商人的“围猎”，“不与组织交心交肺，却与老板勾肩搭背”，谋取不当利益。这种现象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污染了政治生态，危害极大。要根除商人“围猎”官员现象，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严惩索贿受贿的官员，也要坚决打击行贿行为，严厉惩治那些“围猎”官员情节十分恶劣的不法商人。

　　无须过于悲观，人毕竟不同于鸟，绝大部分党员干部是有底线、有操守、有作为的。但“捕鸟王”们不会消亡，而且不断变换着新的手段和方式。如何一方面让党员干部提高警惕、安分守己，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使“捕鸟王”们心生敬畏，是当前和今后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做人做事开始时总是认真对待、生怕出错，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内心懈怠，未必有良好的结局。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躬行节俭，政治清明，开启开元盛世。到后期，他以为功成治定，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启用佞臣，政事大坏，唐朝由盛转衰。新中国建立后查处的大贪官刘青山，出身贫苦家庭，早年加入共产党，积极奔走、宣传抗日，组织民运训练班，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却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奢侈享乐、极端腐化，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一旦初衷随着环境改变了，外在行动也就分为成败两截了。

　　古语有训，“立身行道，终始若一”，意思是修身治道应始终如一，好的开始更应有好的结尾。人们之所以很难做到善始善终，原因无外乎内心的懈怠和外在监管的松弛。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未能清醒认识外部环境状况，注定在历史的潮流里丧失自我；把退休、立功作为护身符，升迁无望的官员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触碰反腐高压线，摆资格、钻空子，一遇到利益问题，本就不够端正的思想认识便会土崩瓦解。“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归根到底，落马官员还是内心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意志精神太过薄弱，没能真正做到严守政治规矩、严肃政治纪律。

　　亮丽登场、落寞下场，是“两截人”的真实描绘。坚守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时时勤拂拭内心的尘埃，摒除杂念，才能把好思想的“总开关”，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