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老张与前妻协议离婚后，女儿小花（化名）便跟随母亲一起生活，而老张承担了大部分抚养费。
大学读书期间，老张对小花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就想着能弥补一点是一点。
大学刚毕业时，小花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时常和父亲诉苦。恰逢老张房屋被拆迁并收到拆迁款，顾念亲情，也希望女儿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所以对小花生活、创业等方面予以支持。
前后，老张向小花共汇款45次合计95160元，用于女儿的日常生活消费，另外还帮小花支付了购车首付、缴纳购置税和偿还车贷等合计259000元，分五次转账447000元赞助小花与男友合作开公司。
可是，没想到不久后老张失业又生病，再加上房子装修等经济压力，身上背负的债越来越多。
2019年年底，老张向小花催讨上述款项，均遭到果断拒绝，双方为此争吵，父女关系越闹越僵。在“还”给父亲40000元之后，小花更是彻底失去联系，无奈之下老张将亲生女儿告上法院。
80余万元
到底属于借款还是赠与款？
老张认为，他对女儿在生活、购车、创业方面支付的大量款项来源于住房及厂房拆迁，是失去生产资料后政府给予的补助，也是后半生的养老钱，所有款项应属借款，在其生活困难或急需资金时女儿应予以归还。
小花辩称，作为具有抚养和赡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互相进行经济上的帮扶是人之常情，所有款项应属赠与款。自己与老张也没有借贷关系的凭证，因此借贷关系的存在应该由老张举证。
双方系父女关系，对案涉款项金额及用途均无异议。对于款项性质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老张没有明确所有款项为赠与款，小花应承担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不能举证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习惯、公平等因素，虽然父母给予子女抚养费是人之常情，但子女成年后，父母不再有抚养义务，给子女出资买车、创业更不在义务范围之内。本案中，老张提供买车、创业款的行为更多的带有暂时帮助的性质，故老张给女儿的95160元生活费不宜认定为借款，而买车、创业款等共计706000元应认定为借款，应予以返还。在女儿小花已归还40000元的基础上，安吉法院一审判决其归还借款666000元。
近日，湖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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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话题在社会上还有很多，诸如：“父母有没有义务替儿女带孩子”“父母有没有义务给孩子买房”“父母有没有义务替子女还债”……那么，父母养孩子的义务界限究竟在哪里？
“父母给子女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吗？”
对此，法官作出专业解答↓
一、父母抚养义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律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父母的抚养义务和子女的赡养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父母的抚养义务止于子女年满十八”是一种社会常识，但子女成年了，父母遂不再抚养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相对少见，一方面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宠爱，一方面也因为部分青年缺乏自立的能力，但这不等于父母应该抚养子女直至其具备独自生存的能力。
二、父母和子女往来的款项性质如何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应该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表明在出借人一方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借款人应承担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不能举证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个案判决下的社会意义和效果
法律是一架天平，挑剔的标准衡量着每一件事物；生命和爱也像天平，幸福就藏在微妙的平衡里。每个人都具有独特且独立的身份，学校里、朋友间、工作中……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都存在天然的义务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