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允许，以名义上登记在自己名下实则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为他人提供抵押，债权人符合“善意第三人”条件的，取得该财产抵押权。

一、程晓春与周伟东于1996年1月2日登记结婚，2009年，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周伟东购买了位于重庆市沧白路的两套房屋，并登记在其个人名下。

二、2014年12月4日，周伟东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周伟东以其名下位于沧白路的两套房屋为文化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反担保合同》中附有“配偶声明”，其中约定“乙方（周伟东）保证合法拥有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物如系共有财产，乙方须出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合同签订后，双方就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

三、2015年4月28日，因文化融资担保公司按照约定向周伟东的债权人履行了担保责任，文化融资担保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周伟东承担反担保责任，并请求对周伟东所有的位于沧白路的两套房屋实现抵押权。法院判决支持了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的该诉讼请求。

四、周伟东之妻程晓春在上述判决生效后，以其为房屋共有人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法院改判文化融资担保公司仅对周晓东个人所有之份额享有抵押权。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案涉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财产登记在周伟东一人名下，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故判决驳回程晓春的诉讼请求。

五、程晓春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是否对涉案房屋中属于程晓春共同共有的部分享有抵押权？对此，人民法院认为：

首先，涉案抵押房屋购置于周伟东与程晓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周伟东和程晓春共同对该抵押房屋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一般应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否则抵押无效。周伟东虽无权处置房屋，但是其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抵押担保合同》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被认定为有效。

其次，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举重以明轻，如果文化融资担保公司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周伟东不具有房屋的处分权，且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应当被认定为善意依法取得该不动产的抵押权。

最后，本案的涉案房产登记在周伟东一人名下，且始终由周伟东个人进行管理，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抵押权人签订合同时必须对担保人婚姻状况及配偶声明尽到审查义务。综上，文化融资担保公司通过签订《反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主观上不存在重大过失，善意地获得了案涉房产的抵押权，程晓春的主张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举重以明轻，周伟东作为夫妻一方，以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共有房产对外抵押，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所产生的物权公示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符合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保证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之原则。虽然《反抵押担保合同》上附有“配偶声明"，但该担保合同亦明确约定，乙方（周伟东）保证合法拥有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物如系共有财产，乙方须出具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本案中，案涉房产为周伟东、程晓春夫妻共同财产，但无证据证明周伟东按照该条款约定，如实陈述其不具备抵押物的处分权，故而，虽《反抵押担保合同》中附有“配偶声明"，但此条款不应理解为对文化融资担保公司必须尽到的合同审查义务，亦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抵押权人签订合同时必须对担保人婚姻状况及配偶声明尽到审查义务。综上，程晓春关于文化融资担保公司签订抵押合同时未尽到审查义务，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程晓春与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2019)最高法民申4188号】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云亭律师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