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历经沧海桑田，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踏歌而行。高额彩礼的张狂气焰，成为新时代好男儿成家立业的一大考验。

过去一年，全国各地省市纷纷制定文件，倡导“只收礼节性彩礼”、“不索要、不收受高价彩礼”，反对“高额礼金”。但高额彩礼植根于人性的贪婪，倡导性的条款对它来说仅仅是隔靴搔痒，务使其纳入司法范畴，才值得评说。

彩礼返还，正式称谓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解释对此有所规定，但规则构造不够精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灵活运用，往往也体现出高超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结合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司法文件和法院裁判观点，总结提炼关于彩礼的裁判规则。鉴于因彩礼产生的纠纷情况复杂，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请读者海涵。

彩礼作为一种习俗，盛行于祖国大地，但不排除某些地区有不同的习俗。另一方面，因习俗的存在而支付彩礼时，男方的心理动因有特殊性，即：若该习俗不存在，则男方不必然支出大额款项来获得女方对婚事的认可。在此习俗面前，男方内心深处有某种不自愿性，因此上海高院所谓“不得已而为给付”虽然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最是贴切。

江苏省淮安市中院曾经审理一起案件。男方与女方同居五年，但并未登记。在结婚之前，男方应女方要求，以女方名义购买宝马车一部，资金由男方刷卡提供，后未能结婚。男方认为该宝马车属于彩礼，应当返还。但法院认为，在已经同居五年的情况下，办理结婚登记应属双方义务，此时男方斥巨资为女方购买宝马车，属于自愿赠与，而非为习俗而被迫妥协。[3]

在彩礼的价值方面，各地法院的认定不尽相同。根据上文引用，江苏高院认为价值在2000元以上的礼金或礼物可以认定为彩礼。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河南省周口市中院认为，“500元以上的现金或价值500元以上的首饰、电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以及不动产等贵重物品”即可以认定为彩礼[4]。可以想见，若缺乏明确约定，当事人在彩礼的内容和数额上都容易产生极大争议。

彩礼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目前将其认定为附条件赠与的观点比较普遍。

附条件的赠与，意即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如果最终未能结婚，可视为条件不成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彩礼的返还并不是那么简单。

而在纯粹的赠与中，返还规则就截然不同了。根据《民法典》第658条，原则上只有在财产转移交付之前，赠与人才可以撤销赠与，一旦转移交付，几乎不存在返还之说。

鉴于彩礼与纯粹赠与的差异巨大，经常成为当事人双方的争讼焦点，被告往往以纯粹赠与为由提出抗辩，主张无需返还。此时，就有必要明确哪些情况属于彩礼，又有哪些情况属于纯粹的赠与。

婚恋过程有长有短，但从“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之间，总有类似的几个阶段。在恋爱期间，情侣相互馈赠的小额财物往往不以结婚为目的，一般只能认定为赠与，而不属于彩礼；而到了开始谈婚论嫁时，如何认定双方（尤其是男方）的大额支出，却是疑窦丛生。接下来的几种情况，就是针对这个阶段。

与彩礼相伴随而存在的，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在订婚、结婚过程中，也有许多令人头昏脑涨的开支。这些非典型的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1.交往消费的开支。在双方家庭或成员之间的交往中，通常以宴请或购置生活用品等方式，表达善意，增进感情。此时虽然发生物品或资金的转移交付，但目的并非直接为了结婚，而仅是作为铺垫。司法实践对于此种铺垫性的开支，往往不予认定为彩礼，不能要求返还。

2.巧立名目的开支。基于某种仪式性，彩礼可能不会直接叫做彩礼，也可能不是一笔一次性支付的金额，而是零零散散、名目繁多。上文引用的法院观点出现的两种形式是选日子费、改口费，法院均认为不属于彩礼。需要指出的是，改口费在大江南北普遍以不同形式存在，各地法院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但若数额较大、证据确实，还是有希望要求返还的。

司法解释规定的前两种情况，是与“彩礼返还”联系最密切的两个要素，即“登记”和“共同生活”（为方便表述，此处简称“同居”）。该要素排列组合可形成四种形态，每种形态是否可以主张返还彩礼，我们用“√”与“×”表示如下：

观察上述四种形态，可以发现司法对彩礼的认知与“同居”与否存在直接关联：只要未同居，均可返还彩礼，例如第1种与第3种形态；一旦同居，事情就比较复杂。第4种情况原则上是不能主张返还彩礼的，但若同居时间较短，则存在例外。其中，最具争议的是第2种情况（下文详述）。

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况涉及“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认定。江苏高院认为，此处的生活困难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11]。河南省周口中院则认为，“生活困难” 需根据给付彩礼的数额、给付人的生活来源、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确定[12]。实践中，为达到“生活困难”的证明目的，原告可提供举债证明，或由村委会、民政部门等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

过去的《婚姻法》第3条和现行的《民法典》第1042条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司法解释为平衡各方利益，对彩礼问题已经做出宽容的让步。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只要未办理结婚登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原则上都应当返还彩礼。但这在现实中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对民俗一再妥协，客观上达到了息诉的效果。

坊间流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1年）和《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事部分）（征求意见稿）》（2015年）中都曾经对该问题有所规定。

征求意见稿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指男女双方既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一旦共同生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即只要同居，无论彩礼去向如何，均不能全额返还。

征求意见稿中的这种观点可能因争议较大，未能呈现在正式颁布的会议纪要中，但在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影响下，目前似乎已经逐渐成为通说观点。该观点与方才我们总结的关于“同居”的规律相映成趣，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同居减损现象”。

河南省周口市的一起案件就体现出该现象。在该案中，双方未办理登记，但同居一年。女方认为双方同居且发生关系，不应全部返还。法院认为，“婚约存续期间时间较长”且女方“对于婚约解除并不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判决只需返还彩礼的95%。[14]而在山东省济宁市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同样未办理登记且同居一年左右，法院判决只需返还50%。[15]同时，在亳州市、周口市等地方中院的指导性文件中，均认为同居时间是返还彩礼额度的重要尺度，给付彩礼后同居超过2年的，虽未办理登记，亦不能要求返还彩礼[16]。而商丘市中院在2020年颁布的指导性文件中，针对这种“同居减损现象”作出大胆尝试，该院规定，只要同居时间在一年之内，“对彩礼款总额超出10万元的部分，应全额返还”。[17]

司法解释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彩礼，问题在于：如果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已经开始共同生活，是否意味着彻底丧失要求返还彩礼的权利？

实践中，彩礼涉及的纠纷源于双方价值观和家庭经济能力的差异，矛盾深刻。新婚夫妇可能刚刚办理结婚登记就无法继续生活，于是提出离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2月4日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山东临沂的一对新婚夫妇，登记结婚后仅共同生活一个月，若不允许返还彩礼，对于男方而言极为不公，两级法院遂均予以支持。目前，江苏省、浙江省高院对此问题已经明确规定，即使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也可以要求返还彩礼。[19]

承上所述，由于“同居减损现象”的存在，未登记、已同居的情况都无法要求返还全部彩礼，举轻以明重，在已经办理登记但同居时间较短时，就更加难以要求返还全部彩礼。实际上，在上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中，男方最终也未能主张到全额彩礼。

如果彩礼是以货币形式给付，当给付一方要求返还时，接受一方经常会提出“彩礼已经使用”的抗辩。即便证据证实彩礼确实已经使用，也不意味着其价值凭空消失，因为在使用后往往会转化为其他形式，所以需要区分情况看待。这种转化，具体而言至少有四种情况：

1.接受彩礼一方，使用彩礼购置家具等，转化为共同财产。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使用彩礼购置的家具部分，不应分割也不再返还，由彩礼给付一方所有，即“在分割中体现彩礼的返还”。延安市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要求返还的31200元已购置结婚家具等用品，均用于共同生活，且所购置家具现均放置于原告家中，因而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返还的诉请。[23]

2.接受彩礼一方，使用彩礼举办订婚宴。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提及，男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不能作为彩礼范畴，不得要求返还。但是，嘉兴中院在一宗案件中认为，女方举办过订婚宴，“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也存在一定付出”，从而将应当返还的彩礼酌情减少[24]。既然男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不属于彩礼，又何必将女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作为减少彩礼返还金额的考量因素呢？

3.使用彩礼购置物品作为陪嫁。彩礼交付给女方或女方家属后，女方家属可能也会提供相应价值的财产，即所谓“陪嫁”。习惯上，陪嫁财产是由女方家属交给女方，此种行为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定性为女方的个人财产，男方应当返还。上文引用的百色中院裁判观点刊载于《人民法院报》，比较权威。另外，若女方使用彩礼购置物品，有法院认为不能以此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而应当由女方另行主张权利。[25]

4.彩礼在共同生活中已经开支。若彩礼已经为共同生活而使用，则已经转化为双方共同的无形利益，彩礼给付方难以要求返还。商丘市中院在指导观点中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接受彩礼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彩礼的消耗情况。如上饶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被告辩称彩礼用于人情开支包括拜年、乔迁、生日等共计花费102,05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26]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发布的这篇答复，是针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作出。该答复重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在于规则构造。

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江苏省高院指导意见认为，对于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情况：1.双方办理结婚登记的，应以男女双方作为彩礼返还的权利人与义务人；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彩礼的给付人与收受人不是男女双方，可直接列实际给付人和实际收受人为诉讼当事人。[28]

前已述及，返还彩礼的民事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而离婚的民事案由是“离婚纠纷”，是不同的两种案件类型。“离婚纠纷”不仅处理人身关系，也处理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但“婚约财产纠纷”不涉及人身关系，只处理婚约财产，它是一个独立的诉，不宜一并处理。[31]

实践中，一并处理离婚与彩礼返还除了上述理论争议外，还有一些客观困难：1.婚约财产纠纷的当事人主体与离婚纠纷的当事人主体可能不一致，并案处理会造成混乱；2.在已经结婚登记时，返还彩礼的前提是判决离婚，若最终不满足离婚实质要件，一并处理彩礼问题将浪费司法资源。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实践中有部分法院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在离婚纠纷中一并处理彩礼问题，若案件具体情况允许，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体而言，彩礼在习俗层面不尽相同，在法律层面也至今未明确其性质；或者说，虽然已经明确给付彩礼属于附条件的赠与，但在确定其法律后果时却未能坚持原则，使得我们不仅看不清彩礼的面孔，连“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变得捉摸不定。

司法是社会行为的尺度，调整着人们的预期。近年来各地制定的倡导性文件反复强调杜绝高额彩礼，态度坚决。但在涉及彩礼返还的司法认定时，许多地区少了些底气。部分法院为止讼息诉作出过多让步，甚至不惜双重标准，对遏制高额彩礼的意义可能是负面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召开全国审判工作会议时提出，处理离婚案件时要“避免因当事人情绪过激演变成恶性事件甚至刑事犯罪”，但这绝不是说面对刁蛮的当事人就要丧失法律底线。若法院坚持原则而当事人情绪失控，应该负责的是当事人，而不是法院。

最后需要提醒正在进行彩礼谈判的当事人，一定要有证据意识。不妨以书面形式确定婚约，明确约定彩礼的内容、数额和支付方式。在给付彩礼时，务必使用可留痕的方式，以最大程度获得法院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