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和一位法学教授发生点“冲突”。在微信朋友圈中，他说了一起刑事案件，已一审判决，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二审期间的辩护人”。我留了句言：“不是‘被告’，是‘被告人’。”

民事、行政案件称“被告”，刑事案件是“被告人”，这种法律常识，教授不大可能不懂。我留这么句言，想法也简单，不过是打个招呼，和“你好”一样的效果。没想到对方反应比较激烈，先回复“看来你中刑法教授的毒不浅”（他是行政法教授），后又称“我常跟刑法教授一起办案，他们一口一个‘被告’”。

事后想，发生“冲突”的责任在我，在人家的朋友圈留那样的言，有点“砸场子”的意思，有机会，我会为此向他道歉。不过，到时候，我可能还是会问问，他所说的“中毒不浅”指的是什么？也想告诉他，刑法教授“一口一个‘被告’”，不是任何人说错的理由，尤其是一名法学教授。

在这件事上，教授表现得如此抵触，如果是对我“不合时宜”留言不满，我理解；如果是因为微信朋友圈非公共空间，表述随意一些，也无妨。但从其“中毒不浅”的回应，我担心，对规范法言法语的抵触，是其真实反应。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1996年，“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写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这之后不久，一位名人在刊物上撰文提出，这样的规定是“管”司法机关的，判决之前只能称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但普通人不受其约束，“有人行窃被当场抓到，我会说他是‘小偷’，而不是‘嫌疑人’”。

对当年那位非法律人的名人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用“嫌疑人”，只说“罪犯”，是他的自由。每名公民都说法言法语固然好，但做不到（不光现在，将来也难），也不能这么要求。但对有些人或机构，要求会高一些。比如媒体，案件没起诉、没判决，报道就只能用“嫌疑人”，写成“被告人”“罪犯”就是错的。再比如，对法律人，虽没强制规定，他们一定要说法言法语，但能自觉做到更好，也值得提倡，一是因为法言法语本身就是法律人的语言体系，二是他们怎么说，对公众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人会问：“他们说不说法言法语，公众认不认法言法语，很重要吗？”每个人判断不一样，我觉得比较重要。很多时候，看似是表述问题，背后往往蕴含法治思维。还拿“嫌疑人”“罪犯”举例，你骨子里认为他就是“罪犯”，逮住就可能上去揍几下，打的人多了，就可能致伤致死，这种事儿现实中不少；你认为他是“嫌疑人”，就会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法律思维、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缓慢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多，我并不想夸大法言法语在其中的作用，但法律用语规范、准确之于法治建设的价值，一定是正面的。

不分场合张口法言，闭嘴法语，也会招人烦，就像相声里在饭桌上不停卖弄医学知识让人倒胃口的医生一样。我担心的是，一些人特别是法律人在这件事上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以“百姓语言”为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但愿是我小题大做，也杞人忧天了。